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举行2021年学术年会

2021年12月16日，365365最快线路检测中心365娱乐游戏平台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举行了2021年学术年会。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的前景与发展路径”，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全体教师及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参与了此次会议，与会人员围绕当前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会议第一单元的研讨主要关注当前基础教育领域“双减”政策。田汉族教授首先做了“为什么双减政策执行这么难”的报告。田老师认为，目前对双减政策执行难的理解与认识有主观感受、实证分析、理论分析三条途径。这些学术观点的碰撞，深化了对双减政策执行难的理性认识，但仍然存在理论困境与应用性差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抽象的理论分析无法回应越减越重的难题；第二，单一的学科视角很难回答双滅政策执行的复杂性问题；第三，将双减政策的科学性、完整性、权威性作为执行有效性的前提，忽视了双滅政策执行的地方性特征；第四，机械套用国外的政策分析模型，忽视了双减问题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特征。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迫切需要理论创新思考。田老师认为，双减政策是一项政治意义重大、社会意义深远、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政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典型特征：一是政策环境的复杂性，二是政策目标的模糊性，三是政策结构的高冲突性，四是政策运行的高成本性，五是政策后果的高风险性，六是政策执行过程的地方性。因此，在双减执行的过程中，应当对上述这些方面的特征有清晰的认识，并在具体的治理方式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夏欢欢副教授做了题为“双减政策背景下如何实现以评促教“的报告。夏老师首先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次减负的政策演变过程，然后从实际调研的经历出发，指出当前“双减”政策落地过程中存在教师工作压力增大、课后服务时间变长、家长的教育焦虑不减反增等问题和挑战。她认为，评价问题是造成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过重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何评价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是影响“双减”政策落实的深层问题。为了保障学校立德树人、教师潜心育人、学生全面发展，应对中小学教育评价进行必要的改革，首先，应从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方面，基于事实和数据，客观准确地反映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情况；其次，应当构建与完善学生学习效果跟踪和评价机制；最后，还应当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将综合素质测评结果作为高校录取学生的重要参考，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发展素质教育、转变育人方式的重要制度，强化其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导向作用。

何颖老师做了题为“校外培训服务政府监管的职能定位与制度完善”的报告。何老师从“为何监管”、“以何监管”和“如何监管”三个层面，就服务型政府对校外培训服务进行监管的理据与定位进行了讨论，并就监管制度的发展完善提出相应建议。何老师指出，在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基于校外培训服务在其迅速发展中日益凸显的准公共产品性质，政府监管应当从优化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格局的整体层面出发，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为目标旨归。基于服务型政府建设所诉求的行政模式转型，校外培训服务的政府监管应当在公共服务导向之下恰当协调权力行政和服务行政的双重职能。在此监管目标定位和监管职能属性的认识之下，校外培训服务的政府监管应当明确职责任务、厘定原则要求、合理选择路径、采取恰当手段，依法系统构建并完善校外培训服务政府监管体系。

会议第二单元主要探讨了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的前景。劳凯声教授首先做了“我的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转向”的报告。劳老师回顾了自己从事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的经历，认为过去的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国家教育权与公民受教育权这一逻辑起点来展开的，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国家与教育、政府与学校等这样一些宏观层面的问题，今后的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应当逐渐的转移到学校、教师与学生关系这样一个层面上来。之所以会发生这样一个转向，是因为教育领域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这导致教育领域内的法律关系，不能完全的被看成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而与此同时教育法本身的部门法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今后的教育法学研究也会更多的面临公法、私法、社会法，包括公法的私法化以及私法的公法化等一系列问题。劳老师认为，随着公共事务在社会生活中的转移，在教育领域已经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共事务：第一类是由政府亲自履行的公共事务，这类公共事务具有较强权力属性，为维护其合法性，政府对这类公共事务的职能范围必须通过实定法来规定；第二类是政府转移出来，由社会和市场履行的公共事务。这类公共事务具有委托的可能性，因此可以下放给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来承接；第三类是可以放手由私人自治的事物，国家通常对这类事物并不直接干预，而是由个人自身的意思表示形成权利义务关系。面对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教育事务，仅仅运用原来的国家教育权与公民受教育权这样一种理论逻辑进行来讨论问题是不够的，还需要新的理论视角或者从领域法的角度来考虑教育法的问题。

樊秀丽教授和大家分享了她做田野研究的体验与感受。樊老师认为，教育田野的意义在于研究者可以透过田野观察，发现研究场域中内在的东西，并且可以打通学科壁垒，从更加宽容、多元、存异的视角理解对人类思维与哲学做出多样化的诠释。樊老师认为，在田野研究中应当注重整体论作为认识社会和文化的一般原则，应当将研究者本身作为研究工具，注重对整个社会文化环境进行以挖掘出背后的故事，应当严格遵循田野研究的伦理规范。

王东副教授以减负政策为例分享了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教育政策研究的思考。他认为，减负问题与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相伴而生，从发生学角度来看，最早的减负政策很大程度是因为经济困难导致学生营养不足，适当降低学业难度和作业量是为了学生的身体健康，因此才会有“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时代号召。这一历史提醒我们不能忽视“减负”背后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据统计，从1955年至2017年，国家层面已发布了9道“减负令”，2021年的“双减政策”无论从强度还是从社会影响都是史无前例的。从这一政策的发布者是“中办、国办”来看，我们相信这一政策的目的超出了教育这一单个领域，其政策话语体系亦不是单一的教育属性，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属性夹杂其中。然而，对于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而言，在“双减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能否真切地领会到双减政策的多元价值取向至关重要。例如，有些地方政府将双减实施方案聚焦在校外培训机构的整治、关停、严查等方面，致使双减流于形式，校外培训机构以其他更隐秘的形式继续延续，其产生的负面的社会影响可能就是双减政策所力图消除的。另一方面，虽然双减政策具有多元意图和价值，然而对于教育管理者而言，还应思考如何在减负过程中去体现政策的“教育学”属性，推行尊重教育规律、促进教育能够进步的改革举措，从而避免教育改革中的简单化思路。

刘一玮老师分享了自己对于法学与教育相融合的思考。她认为，法学与教育学在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上存在很大差异。教育法学的研究，一方面需要法学的积淀，另一方面也需要吸收教育学的知识，需要从法学与教育学相融合的角度来研究具体的议题。而且即使是在教育系统内部的高等教育与义务教育之间，研究的差异也很大。在高等教育阶段，需要研究的主要是学生与高校之间的司法争议所涉及的高校权力运作与规制、高校权力与司法权力之间的界限、高校校规合法性与合理性等问题，采用的主要偏重于法学的研究方法。而在基础教育阶段，例如最近备受关注的教育法法典化的问题、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之间关系的问题，因其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和变动性，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也有所不同。

在会议的讨论环节，陈正华、蔡海龙、荣利颖、罗爽、王楠以及参会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会议最后，劳凯声教授就本次会议做了总结发言，他对所有与会的老师同学表示感谢并致以新年祝福，并今后的学术研究工作进行了展望。会议在祥和热烈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

撰稿人 蔡海龙